说穿了，一个人从诞生到死亡漫长的一生中，都是人伦关系中的一员，处理这些差序或差异关系就是他最基本的任务，也是他生活中最基本的内容之一。

(37)与消极主义对应的是能动主义(judicial activism),其基本宗旨是,法官应该审判案件,而不是回避案件。但是由于规则与事实(现实)不断出现不对称和反差,因而可能出现对规则的怀疑、违背,甚至出现抛弃规则的做法。

司法的独立与中立原则要求把司法与社会、法律与某种案外需求相对隔离开来。(23)Donald Black,Sociological Justice,p.288; Niklas Luhmann,Law as a Social System,p.457. (24)理查德•A.波斯纳:《超越法律》,苏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30页。因而,专业逻辑与大众逻辑这两种司法哲学观念随之出现。第三,对规则主义与结果主义、专业逻辑与大众逻辑的关系的看法,在法院或法官司法活动中出现两种行为倾向,一是消极主义,二是积极主义。第一种司法哲学以规范实证主义分析法学即法教义学为根据,第二种司法哲学以法律价值为导向的自然法学为源泉,第三种司法哲学以社会实证法学或现实主义法学为归宿。

如时任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宇培杲在全省第十七次法院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要坚持多收案、快办案、办好案,提高办案的质量、效率和效果,坚持法律标准和生产力标准的统一,把办案的法律效果与政治效果、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地结合起来。(29)季卫东为此归纳了四种:一是通过经验科学检验和加强,二是通过各种价值判断进行科学的理由论证和交换计算(如利益衡量论),三是来自德国的法律学的解释学,四是主体与主体的交涉滴水穿石的立场。但在中国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所实际呈现的则是一种行政调解方案，由中央政府斡旋于两省政府之间，探求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最终把涉及的部分村庄划归山东，部分划归江苏。

从正义体系的宽阔视野来观察，才能看到中国古今法律的整体以及其与西方的异同，才能够综合古今、中西来设想中国正义体系未来的发展方向和道路。在美国，把争执诉诸法庭更被视为受宪法保护的一种基本权利，不可凭借行政手段而剥夺。政与法如此并存、互动和纠缠于单一正义体系之中，正是中国古今正义体系的一个根本特色，不可简单使用西方的法律至尊体系概念框架来理解。韦伯偏重的是普适而轻视特殊、偏重逻辑而轻视道德价值、偏重理论而轻视实践、偏重抽象而轻视具体。

在其实际运作之中，共产党作为人民的先锋队和代表其根本利益的组织，一贯领导，甚至控制立法、行政和司法各个权力机构。由此出发，才有可能做到取长补短地对待中西矛盾问题，才有可能对中国当前和未来的正义体系作出明智的抉择。

但在序言之中，用了五句话来表明中国共产党所占的位置：一九四九年，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经历了长期的艰难曲折的武装斗争和其他形式的斗争以后，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的党章开宗明义地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英语政治［politics］一词在人们心目之中，相当广泛地带有密室交易［backroom politics］的贬义。如此的抉择的第一步是清醒地同时认识两种正义体系。

根据韦伯的分析，西方的现代正义体系强调的是，以法律为最高准绳，尽可能排除其他外来影响。而且，它缺乏处理细事和轻罪的调解机制，只能要么把其纳入过重的成文法之内来处理，要么根本就无法处理，结果常会促使原本是细事的纠纷恶化为更严重的罪行。此外还有不同省、市发布的规定。如此的纠纷解决系统正是我们所要说明的政与法、行政与司法、法院判决与社会调解结合的中间（第三）地带，它为我们提供了两种系统的结合与互动的实例，与韦伯论析的现代西方以独立的法律为主的高度正式化、形式化、程序化的制度体系迥然不同。

这两句话可以理解为对共产党与其他政党性质不同的说明，确立了其超越其他（一般意义的）党派的领导地位，亦即这里所谓的超级政党。在掌权之后，更以党来作为领导国家、超越国家／行政机器的组织。

2010年，符合2008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劳动关系的正规经济人员总数仅有约1.28亿人，比起1978年中国工业和服务业未曾高速发展之前的0.95亿人其实所增无几，而改革期间大多数的新增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特别是超过2.7亿的农民工，则大多被排除于法定劳动关系范畴之外。它是一个值得我们与之认真对话的分析框架。

又譬如，国家政策规定法院不受理涉及人民共和国时期之前的房屋所有者与房管部门之间关于房地产所有权的争执。成文法律、社会非正式调解机制，以及行政参与这三个维度都是长期以来中国正义体系所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出发点是日本明治后期地方政府设定农业现代化为其主要任务的传统（为小农提供现代投入，组织水利，技术援助，农产品加工、运销、销售），其后该制度被扩延到日本统治的朝鲜和台湾地区（虽然主要目的是为了向日本本国提供更多农产品）。参考文献： 白轲（Larry C. Backer），2014，《强世功对不成文宪法以及中国宪政秩序的研究》，见黄宗智等：中国政治体系正当性基础的来源与走向：中西方学者对话（七）专题，载《开放时代》第2期，第20—29页。我们可以说，无论是实质法律还是形式法律，都有可能犯如此脱离实际的错误。亦见白轲，2014） 现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主题是国家和公民权利而不是共产党的权力和功能。

乾隆帝这种关于未成年人的法律的阐释，可以视作为一种代表实质主义理性的立法思路。他虽然简略地把其等同于实质主义理性法律，但并没有对其做出深入的分析。

党的决议和行政政策既可能从属于法律，也可能补充、更改，乃至于取代或超越国家机构／行政及其法规之上。同时，法律乃至正义体系整体也被认为不是一个固定体，而是一个可以充满不同部分之间的张力的体系，也是一个可以相应不同事实情况而变，需要不断摸索的系统。

党章的序言因此可以说是比国家宪法序言要详细得多的宪法性序言。强世功，2009，《中国宪法中的不成文宪法——理解中国宪法的新视角》，载《开放时代》第12期，第16—40页。

在笔者看来，这也许并不需要，也不该全盘废弃。如此的超级政党的存在也是政与法不可能截然分开的一个重要的体制性原因，当然也是政法不分传统的延续。它一贯是法与政长期结合于正义体系整体之中的制度——法律可以是对行政的约束或规范，反之，行政也可以是对法律的约束、重新阐释、限定，乃至于背道而驰。在政法的传统中，法律与其说是超然于国家和行政的实体，不如说是共产党所采用的治理手段。

这就和现代西方以形式化单一年龄（18岁）来作为成年人与未成年人的划分线截然不同。（《中国共产党章程》，2012）这些具体部分才是名副其实的一个党组织的章程。

采纳西方的模式是一种不符合实际的，盲目追求齐步于国际前沿的选择，是过分试图效仿先进的西方，完全脱离中国实际的错误选择。虽然国家（人大）立法对共产党和党员具有一定的约束权力，但党仍然可以通过其所领导的国家部门和机构的政策，以及众多的行政规定、条例、指示、通告等半法律形式，来对成文法律做出补充、制约、修改、重释。

但是，伴随近代的世俗化，正如韦伯分析的那样，西方法律日益形式化（符合演绎／法律逻辑地从设定的人权公理出发，演绎出与其紧密相连的各种定理，而后适用于所有事实情况）。但是，共产党一直把自身认作为一个超级政党来看待自身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基本将后者（包括国家法律）视作实现自身理念的行政机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1950，载湖北财经学院（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资料选编》。在他的历史论述中，其他各大文明都是和西方对立的，都是实质主义、非理性的。譬如，国家面对数量巨大的工伤事件——2014年全国认定工伤和视同工伤的总共有114.7万人，其中评定伤残等级人数的约占一半，有55.8万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5）——一定程度上已经采纳了由国家提供工伤保险的行政渠道来应对这个问题。但这不是一个落后的前现代VS. 先进的现代化的问题，而是一个中华法系在现代化变迁中需要探寻符合中国国情的最佳道路的问题。

而后是党和党的中央（第三章）、地方（第四章）和基层（包括非公有制经济中的党组织）（第五章）的组织结构和职权。（Weber， 1978［1968］， Vol. 2：655-658） 韦伯的历史叙述最终特别突出了西方的优越性，把其历史说成是个一贯朝向现代形式理性法律形成的过程。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传统的中华法系的特色如今仍然顽强持续于正义体系的实际运作之中。孙谦，2013，《法治建构的中国道路》，载《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第13—17页。

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但是，我们知道，在党章之中声明的是一个超越于国家之上的超级组织。